“生态离每个人很近，并不等于生态文学离人很近。”这是著名出版人马国仓在谈叶梅《福道》时提出的一个问题：生态文学怎样破解生态离人近而生态文学离人远的难题？

“叶梅以广阔的视野涵盖了人类之外的自然伦理世界。”这是著名作家邱华栋在给叶梅《福道》写的序里指出的：涵盖了人类之内的伦理世界，也涵盖了人类之外的伦理世界。

邱华栋的说法，也许恰恰回答了马国仓的问题。

人与自然的关系，无疑是生态文学的一种现实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无疑是这种关注的理想表达。但人与自然的和谐究竟什么样子，我许久之间是只有抽象没有具象的。

在叶梅的生态散文里，我看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不是抽象，不是概念，不是概括，而是具象，是景象，是形象，是意象。这样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她笔下，是展示在历史、现实、未来坐标系上的审美和谐，也是表现在文学、艺术、审美坐标系上的现实和谐。这样的和谐，既是人的和谐，又是自然的和谐，是人的和谐与自然和谐浑然一体呈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说，这种和谐，蕴涵了三个向度的意蕴，即，人的和谐，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的和谐，意味着人与自己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后代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这个向度上，人的精神和谐是人类的行为导向，其导引人的意识、集体意识、社会意识，决定人的和谐。叶梅生态散文里人的和谐，是融融乐乐的和谐，也是矛盾消解的和谐，是人类追求的和谐。当然，和谐是由不和谐而来。叶梅生态散文写人不多，但人又无处不在。风景背后、背景之间，浓墨之间、空白背后，其实许许多多人在演绎着生态失谐与生态和谐的故事。福州人、锦州人、眉山人、右玉人……那里，生态破坏者与生态保护者，生态破怀者与生态受害者，甚至生态保护者与生态受害者之间，上演着现实的矛盾故事。然后，人惊醒了，人觉悟了，于是，从乱象到治象，从难解到和解，从人祸到人和，矛盾是真矛盾，交锋也真交锋，但最终，走向了和谐。看似人与生态的矛盾、人与环境的矛盾，实际是人类之内的伦理矛盾，也就是，我们给自己留下什么，给世人留下什么，给后代留下什么？就像叶梅所忧：“没有了黄河长江我们还有什么？我们怎么向后代交待？”其忧的是人类可持续的现实伦理问题，而破解，也只有破解人的问题。破解之道，人的和谐。

自然的和谐，意味着山与山的和谐、水与水的和谐、山与水的和谐、生态万物的自然和谐。这个向度上，如果没有人的侵入，自然自有自然的和谐之道，生态自有生态的伦理秩序。自然万古皆循此道。叶梅生态散文里自然的和谐，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自然之道，那是人可以试着揣摩试着感受却不可以完全破译的自然密码。她写青海湖裸鲤洄游产卵的生命历程：数以百万的湟鱼集结在河口，不惜牺牲生命为生命而去，遭遇暴雨，遭遇洪水，死去活来，幸存的鱼儿跳跃河坎，又遭遇鸟儿闪电般的袭击，鸟以铁钩一样的长嘴逮住鱼儿一口吞下，但鱼儿没有一条后退，没有一条逃离。鱼儿知道，牺牲总是难免的，鱼鸟共生，相克相依，鸟造化微生物供养鱼儿，鸟儿多了鱼儿也就多了，鸟儿少了鱼儿也就少了。所以鱼在高原就这样戏剧般地演绎着生命，舍生忘死，悲欢离合，一幕幕起落不止，延续着族群。这就是人类之外的自然生态伦理，是自然生态延绵不绝的可持续奥秘。如果没有人的狩猎捕捞，鱼和鸟的自然生息不会被打破。然而只要人侵入，这一切就遭遇不测。因而，当人们听懂自然伦理真谛的时候，就明智了，就不再破坏人类之外的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意味着现代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人的和谐与自然和谐的融合。这个向度上，人生于自然又归于自然、低于自然又高于自然、损毁自然也被自然损毁，人即使自己愿意，都无法自我拔离自然。唯以和谐。叶梅生态散文里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现代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和谐，也是自然世界与现代生态的和谐，是一种现代和谐。黄河远上的青海湖，渔民听懂了鱼儿与鸟儿自然和谐的伦理，停泊了打鱼的船只，收起了捕捞的渔网，还鱼儿鸟儿一片自由的蓝湖，以人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融合，恢复一种人与自然回归的和谐。青苔爬满的佤寨山林，牛羊下山，茶农归来，姑娘扬起牛角般的长发，小伙擂响神可收听的木鼓，青山绿水间回荡着大地舞蹈的声音，以人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和合，营造一种人与自然古老的和谐。山水碧绿的边陲小城，天蓝得香气十足，云浓得像山淡得像烟，天上似有人间烟火，然而人间却不见烟火，唯太阳能光板在透明阳光里鳞次栉比地闪亮，以现代人间和谐与自然天堂和谐融和，呈现一种人与自然的现代和谐。在这里，人的和谐体现了人类可持续的人间伦理，自然的和谐体现了生态可持续的自然伦理，人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融合，体现了人类人间伦理和自然天地伦理的融会，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福之大道”。

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关系，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关系，这应该就是生态文学的要旨。由是，叶梅生态散文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人在生态文学里，到底处于什么位置？

在当代文学里，传统文学到环境文学，环境文学到生态文学，生态文学到自然文学，人的位置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也始终是一个绕人的问题。传统文学倡导者提出，文学即人学，环境文学倡导者则认为，传统文学是人类中心主义文学，是以人为主体的写作。环境文学倡导者提出，环境文学是人对自然环境保护的文学，生态文学倡导者则认为，环境文学也是人类中心主义文学，是以人为主体的写作。生态文学倡导者提出，生态文学是体现人对自然责任的文学，自然文学倡导者又认为，生态文学依然是人类中心主义文学，是以人为主体的写作。自然文学提倡者强调，自然文学是自然中心主义的文学，是以自然为主体的写作。如此推演，似乎在竞倡“去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中心主义或自然中心主义那里，似乎“去人类中心主义”越彻底，就越是生态文学或自然文学。然而推演到根子上，人类也是自然，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保护，也是由人的自然本性使然。这个意义上，人类中心岂不意味着也是一种自然中心？人学意义岂不意味着也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意义？因而中庸主义者提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中心主义，放任作家自由抒写吧，不必设限。其实为什么非将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生态对立？传统文学曾将人与自然对立，生态文学难道要树另一种对立？

叶梅生态散文给我的直观的感受就是，生态文学是写自然的文学也是写人的文学。人类本身是自然的之子，是生态的之子，怎么可以去掉这自然生态之子呢？当然，叶梅生态散文没有谈论这种问题，没有讲人类中心还是自然中心的问题，更没有讲“去人类中心”还是“就自然中心”的问题。读她的生态散文，读出的不是人类中心还是自然中心的关系问题，而是人与自然是生态和谐的整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的整体。这是根源于人与自然的内在逻辑的。“去人类中心”的本意，实际是“去人类主宰”。“去人类主宰”，不是“去人类主动”，强调“人类自然”，并非丢弃“人类自觉”，提倡“生态主体”，更非抛开“人类主体”。自然创造了人类，是自然的必然，也是自然的本然。人类创造文明，也是人作为自然的必然，也是人作为自然的本然。人类走过原始文明、走过农业文明、走过工业文明而走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意在重建人类社会文明与自然生态文明的融和，生态文学怎么可以偏失人类这个主体呢？生态文明、生态文化、生态文学，是重塑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文化、文学，其倡导的是人与自然的新的和谐和现代和谐，而不是新的对立和现代对立。

就像生态环境学者杨明森所言：“生态文学书写的人，是自然变化中的人；生态文学书写的自然，是社会发展变化中的自然。”叶梅生态散文在写自然生态的时候，实际也是在写人类生态；她在写人类生态的时候，实际也是在写自然生态。在她的生态审美视野里，自然生态在变化，是美的，人类生态也在变化，也是美的，而最大的美，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是至美。这是因为，历史如此走来，现实如此变化，未来如此走向。也如叶梅所说：“生态文学是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一种自然生态情感和人类发展思维，实际也是表达一种社会生活情感和社会发展思考。”叶梅的生态文学思维整体关注了自然、生态、人类，整体关注了历史、现实、未来，她的生态散文是宏观的哲学视野里微观的审美聚焦，是具象的感性抒写里抽象的理性升华。就如她写福州河流上的生态“步道”，福州人在“步道”上看人、看河流、看生态、看城市，看和谐，于是她在“步道”上发现了一个意象：人与自然和谐是人类之美、自然之美、人与自然和谐之美，进而将具象的“步道”升华为抽象的“福道”，推出一个象征：人与自然和谐是人类之道、自然之道、人与自然的幸福之道。

叶梅生态散文给人的，就在于走向人和走进人。生态文学不走向人不走进人，人也不走向不走进生态文学。叶梅生态文学走向人和走进人，是以文学的审美视角重申和重建人类伦理，即，人的可持续不仅仅是家庭和家族的可持续，而且是民族和人类的可持续；叶梅生态文学的走向人和走进人，是以审美视野引导和引领人的自然伦理，即，人类的可持续不仅仅是人类自己和后代的可持续，而且是人类之外的自然生态的可持续。这对现代人类无疑是具有新意的陌生话题。

这也就是叶梅生态散文的审美揭示，这样的揭示在于，在人与自然的和谐里，揭示人类和谐的价值，也发现自然和谐的价值，揭示人类社会的伦理，也揭示自然生态的伦理。

这样，叶梅生态散文《福道》就离生态近离人也近了。

《福道》的离人近和离生态近，就因为这“福道”是人的福道，也是自然的福道，是人与自然的福道。这个福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它通向了人，也通向了人心。

这也许就是邱华栋所说的叶梅生态散文涵盖了人类之内和人类之外的自然伦理。这也许就是马国仓所说的生态文学要破解生态离人近而生态文学离人远之悖论的钥匙。